当泽连斯基于2025年2月的最后一天前往白房子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个世界所有“正义之士”的道德愤怒前来的，这样的道德愤怒植根于美国必须担当“全球正义”秩序之领袖这个假设，这也正是丘吉尔曾经向罗斯福表达过的道德愤怒：——“你总不至于让我像你的宠物狗那样乞怜于你吧。”丘吉尔此论切中要害，令罗斯福无言以对，陷入“满脸睿智的沉默”。
确实，依据威尔逊-罗斯福体系，美国和世界的对照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摩尼教的二元对立模式意味着善恶本身既彼此对等又各自绝对，不存在可资改造的层级。
“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之分以层次的差异和色调的复杂为前提。二元既不对等，也不绝对。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
威尔逊的差序格局体系即建基于这个前提和信念。在威尔逊主义的重新关照之下，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在技术层面虽然表现为守势，但在价值层面的自信或自大却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的任何强权。因此，罗斯福对丘吉尔的道德愤怒是有回答的义务的。
欧洲势力均衡体系及其原则的破产，开启了威尔逊体系的时代。不过，威尔逊体系显然继承并强化了势力均衡体系在其末期发育出来的“道德因素”。
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见证了国际关系领域当中“道德因素”所取得的重大发展，这所谓的“道德因素”就是建基于并植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自我证成和民族的自我正义感；奇怪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军备竞赛已然超越以往，提升到了可怕的程度，与此同时，道德因素的分量提升了无与伦比的地位。正是这一点在改变着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外交的特性，其效能超越了其他的一切因素。
人们害怕真的爆发战争，不过这种恐惧并没有终止变革现状的欲望，相反，这反倒意味着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求战争之外的胜利。欧洲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上还存在着众多落后且没有归属的国家（还有许多以不同形式操控在帝国之手的地区），这意味着在和平年代，将会展开一场“影响力”方面的巨大竞逐战。
马克思主义者（发扬了法国大革命的做法）早早地就已经将宣传攻势同外交政策紧密融合起来，其程度和烈度都非以往所能比拟。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一融合已经演变成一项重大事物，无论是于西方还是于东方，都是如此，而且，此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各个角落都提升了道德因素的分量。
道德因素可谓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因素，这一因素却也正是通过老式的外交渠道以及各国政府间的日常关系，才得以造就一场差不多是质的变化。在这种新的道德形态的世界中，埃及可以确保一场就其实力而言根本配不上的胜利，而且，埃及也能够继续对现状实施令西方无力遏制的改变，或者说，西方也只能通过诉求道德因素的援手，来加以遏制。正如阿克顿在品评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之时说的那样，道德因素一般而言都倾向于改变“现状”。
事实上，道德因素已经转化成为了比“法条主义”更为强大的力量，确切地说，道德因素的国际力量俨然已经超越了据说是已经在国际法当中得到确认的“权利体系”或者“现状”的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刚果危机还是摩洛哥危机，都清楚表明，倘若大张旗鼓地动用道德力量，那么这其中的能量恐怕不会逊色于一场大战的胜利。
1884年的柏林会议则让俾斯麦极为震惊地注意到，道德因素的力量似乎也胜过了友谊、联盟乃至眼前利益的力量，并且也对终极和长远目标之外的一切目标都形成了否决之势，而这个终极的长远目标就是获取这个星球上的那些中立地区的信任。
纯粹的力量积累倒也并没有失去分量，暴力性质的宣言也依然列强游戏的一个重大特征。不过，一项无可测度的因素已经获得了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只要列强依然凭借那传说级的战争机器彼此对峙，而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他们既不能也无意真的动用这个级别的战争机器，这一无可测度的道德因素就依然会发挥出统摄性的效能。
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巨大的权力变迁，而那些在这场变迁中遭受折损的强权国家甚至都没有机会为此开上一抢。恰恰就是因为枪炮在这样的格局已然失去效用，才致使狂烈的愤怒、雷鸣般的责骂和昭彰的武断得以在一场谋划好了的战略中展示威力。
换言之，这样的境遇势必要引发或者说是要求国家性格、人民性格的一场变革，即便这样一场变革不能说是一场绝对的革命。
本质上，当美国借力苏伊士运河危机彻底终结欧洲殖民帝国的历史及观念的时候，欧洲帝国主义秩序当中的“道德因素”与威尔逊-罗斯福体系的“道德因素”便以相互强化之势正式汇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正义”秩序，便渊源于此。
泽连斯基的道德愤怒则植根于此，当特朗普拒绝谈论“感受”并转而谈“交易”的时候，意味着特朗普主义已然脱离了此一秩序，因此，他没有义务回应泽连斯基的道德愤怒。
泽连斯基并未意识到特朗普主义对美国的重新定位，此即杰斐逊的“小国寡民”，说白了就是小企业而非跨国大公司，不玩战略，不玩格局，做好磨豆腐的工作，不做亏本买卖，不负债经营，保持充足现金流，保持合理利润增幅，要说这里面有什么“主义”的话，那就是长期主义、专业主义；当年杰斐逊就是这么跟拿破仑打交道的，在路易斯安那问题上拼命杀价，在那个时代最大的“全球正义”战略家拿破仑面前，无论是公开的呈现，还是私密函件中，杰斐逊的表现连“小店主”都不算不上，而是一副“联邦自耕农”嘴脸。
对“联邦自耕农”或者“宾夕法尼亚农夫”来说，合理的利润增幅以及朴素的犀牛角尊严是不容触碰的，为此美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打了两场让欧洲人噤若寒蝉的战争，为此，美国把日本的两座城市送入冥府，所以，最好是高估而非低估他在顷刻之间把任何一处海峡变成人间地狱的决心。
“正义战争”神话不在MAGA的叙事范围，19世纪内阁外交的小步舞会（斯塔默）、20世纪的全球正义假面舞会（小泽），MAGA都不care，因为无感。
要理解这个，首先就要理解：杰斐逊从来不认为1776年所取得的战场上的成功能够涵盖美国人爱国热情的政治意涵，当1787年的联邦宪法试图冻结1776年的政治热情之时，美国人应当在道德和政治双方面寻求突破；杰斐逊在一封通信中写道：“事实上，君主制的弊端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政治盘算，就是这样的局面促成了我们的错误想法，认为只要是非君主制的东西就是共和的，我们对‘政府只有体现并实施人民的意志方为共和’这一根本原则视而不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最初的宪法拥有什么指导原则。”
这种“指导原则”或者说这种超宪法的政治忠诚所指向的东西，正是杰斐逊在其名篇《弗吉尼亚纪事》中所要阐明的东西，同时，《弗吉尼亚纪事》也意在阐明同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诉求截然对立的“帝国”意涵，对杰斐逊来说，充分领悟这个“帝国”，也就是充分领悟1776年独立战争的意义。
《纪事》一文首先阐明了单立且规模渺小的弗吉尼亚何以在联邦、北美大陆乃至世界立足的问题。杰斐逊首先对小共和国无以自立的传统欧洲殖民帝国观念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太阳底下会有新东西”，这个“新东西”就是一系列小共和能够依托联邦制原则所组建的“大共和国”，杰斐逊在此并非为了简单地回应麦迪逊的“大共和国”理论，相反，他指出，像弗吉尼亚这样单立的州，正因其地理边界的狭小反而可以在以州权为基础的联邦体系中获得无限的机会。平等且普遍的州权体系在最终摆脱了宗主国的不平等贸易条件或者在摆脱了某种中心控制权力强加的掠夺性框架之后，就能够在彼此间执行启蒙原则所倡导的互利互惠经济体系。显然，前者所攻击的是不列颠第一帝国的殖民体系，后者所攻击的是汉密尔顿依托战争偿债计划而构建的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诉求的财政体系和合众国银行体系。在汉密尔顿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依托传统殖民帝国不平等的剥削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