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众多澳洲华人即便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仍对澳大利亚做出的多方面奉献。面对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抬头，澳大利亚民粹甚至种族主义舆论杂音不断，华人社会更应对自身的历史地位有坚定的信念，华人从来都是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日澳大利亚华人数量据信已经突破80万人，但是至少有一半以上仍然属于第一代移民，哪怕他们已经加入澳洲国籍，衣食住行乃至思维方式仍然保持“中国性”的也不在少数。而对于已经扎根定居乃至繁衍数代的华人而言，对澳大利亚形成多元文化大家庭的来龙去脉也未必有深入了解。面对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抬头，澳大利亚民粹甚至种族主义舆论杂音不断，华人社会更应对自身的历史地位有坚定的信念，华人从来都是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我们首先要破除一种传统观念，即认为华人只是澳大利亚的过客（Sojourner），大家只是为了改善自身物质处境而来澳洲碰运气，归根到底是唯利是图，不会也不能真正认同澳大利亚文化。事实上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完整面向。我们可以找到无数华人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积极而卓越贡献的例子。包括学界可以确认的最早定居澳洲的华人移民麦世英（John Shying）。他大概在1818年就以英国海船上的木工身份来到了澳洲。直到今天，他的诸多后裔仍然沿用“Shying”作为姓氏在澳洲大地繁衍，这个特殊的姓氏也成为澳洲华人社会历史起点的标志。

需要超越的是，华人习惯于逆来顺受，总是弱势群体，在历史上深受种族主义戕害。的确，从1901年联邦建立算起，澳大利亚拥有长达70余年的“白澳政策”历史，而且从1855年开始，以维多利亚为首的澳大利亚各块殖民地都逐渐颁布反华排华法案，但是华人并非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迫害。比如1859年抵达澳洲的梅光达先生，他通过勤学苦练改善了自身经济处境，又立刻投身于塑造华人正面形象并维护华侨利益的事业中。

1880年代，他在悉尼开设商店从事中澳间贸易，另一方面又开设中国茶楼、酒楼，传播中国饮食文化，还积极向学校、教会和慈善机构捐款，改善华人的社会形象。当澳大利亚军人跟随英国卷入南非的“英布战争”时，他将自己的酒楼开辟为战士出发前的聚会场所，积极服务于国家需求。1883年他担任新南威尔士调查委员会委员，一方面协调政府与华人社团的关系，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胞奔走相告，另一方面积极促成清政府为保护华人利益对外交涉，奠定了1907年中国驻澳洲总领事馆的确立。梅光达身上体现了无与伦比的公共责任感与使命感。他用实际行动抗争种族歧视，展现了华人社群的主观能动，他们是积极向上、谋求社会团结的力量。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众多澳洲华人即便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仍对澳大利亚做出的多方面奉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都面临兵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本土都遭受日本的直接侵袭。尽管种族主义法令排斥华人入伍，许多华人青年仍不顾歧视，毅然坚持报名。仅一战当中就至少有400名华人成功入伍，其中包括前文所述梅光达的孩子。华人士兵的战斗包括迄今为止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都罕见的狙击手沈比利（Billy Sing）。在5个月中，沈比利加里波利战场上狙杀了150多名敌军，战友叹服，上级也给予了嘉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加里波利战役对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认同有着特殊的意义，所谓的“ANZAC”鲜血与精神，凝聚着华人的切实贡献，后世不可忘，当引以为豪。

事实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所谓社会舆论的反华声音从来不是澳大利亚的社会共识。在白澳政策酝酿和发展的整个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华人与白人亲密合作、相互沟通、一起改善社区生产生活的案例。1860年代，华人在维多利亚矿区发展起来的蔬菜种植业极大改善了当地居民的营养不足问题。在当时本迪戈（Bendigo）农业博览会上，华人种植的西红柿赢得了大奖。不能忘记的是，1857年维多利亚巴克蓝谷地（Buckland Valley）以及蓝坪滩（Lambing Flat）发生的白人矿工反华暴力骚乱中，受伤逃亡的华人得到了附近多位农场主的庇护和救济，这也使得此次骚乱造成的损失被降到了最低。一个有趣的现象的是，由于大部分早期华人移民均为男性，其婚恋生活存在许多障碍，结果数量可观的华人移民与白人女子通婚。尽管当时社会对跨族婚姻有反对，但是众多白人女性表示她们欣赏华人的平和、沉稳及体贴，而且没有白人工人普遍存在的酗酒问题。

在我们讨论所谓华人移民与白人移民之间的历史隔阂时，不应该忘记，种族主义分子只是一部分人，政客们出于非常复杂的政治需要配合了他们的演出，这不等于澳大利亚社会具有毫无理性的反华文化基础。

1930年代，上海南京路上涌现出四大百货公司，他们居然全是澳洲华人的产业。马应彪创建的先施公司、郭乐兄弟的永安公司、蔡氏兄弟的大新公司与刘锡永与李敏周创办的新新公司都起家于昆士兰的香蕉种植与贩售。可以说，没有澳洲华侨，就没有今天的南京路商业街。即便在那样艰难的时代，华人都在澳大利亚不懈努力，赢得事业丰收，也促进了中澳两国的共同福祉，今日华人就更应有信心为建设一个更团结和和谐的澳大利亚而努力。

不过在1848年前，类似麦世英这样的移民都是零星偶然抵达的，毫无批量的感觉。1848年到1851年之间，澳大利亚因为缺乏劳动力而从福建厦门招募了一批华人务工人员，总量至少在500人以上，这是华人有组织移民澳洲的开端。但是当时的澳洲条件非常恶劣，对于即便是愿意出洋的华人也没有特别吸引力。

1851年，今日的维多利亚州爆发了淘金热，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移民，也包括许多华人，直到19世纪末都没有停歇。这时，主要是今日广东省江门市的移民开始成群结队移民澳洲掘金。这奠定了澳洲老华侨社群中所谓“五邑”势力的崛起，即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及鹤山。这些华人移民不同于“猪仔”，很大程度上是自愿出国的。根据1861年的官方记录，维多利亚合法的华人移民数有4.5万人，考虑到偷渡现象广泛存在，华人移民其实在150年前就已经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少数族裔移民了。也是在这个时代，由于华人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劳动竞争力，澳大利亚社会自下而上的掀起了越来越刺耳的排华声浪，最终导致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时采取“白澳”政策来强化欧洲认同并切断华人移民的进入。

1860年后，澳洲华人的处境是不断恶化的，而移居澳洲的华人数量也逐渐减少，但是华人分布得越来越广，参与的职业也越来越多。首先，在格外缺乏劳动力、生活环境更艰苦的昆士兰、北领地以及西澳地区，当地政府还愿意吸纳华人新移民。比如1875年昆士兰掀起的淘金热，1888年开发北领地的松溪铁路工程以及1895年西澳大利亚爆发的淘金热都引入了大量的华人劳工。其次，华人普遍开始从乡村进入城市定居，从矿业与农牧业逐渐投身家政服务与家具制造等行业。在适应新产业的过程中，华人发展起许多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比如蔬菜种植业。以种植蔬菜为契机，大部分本就出身农家的华人移民充分展现了其特长，包括葡萄种植与烟草种植在内的许多经济作物种植业也为华人所涉足和掌握。

如今回望，最终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热带水果种植与销售产业。以昆士兰和斐济为中心，许多华人移民家族种植并贩卖香蕉，积攒起了可观的财富。

1901年之后，中国人很难再以合法手段批量进入澳大利亚，同时已经落地生根的华人也遭受了各种人身及就业歧视，华人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只剩大约1万人左右。虽然备受打压，但是澳洲华人却一如既往地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为国家奉献乃至牺牲。

不仅如此，澳洲华人也一直关注故乡中国的发展并为之出力。以辛亥革命为高潮的共和缔造运动得到了澳洲华人的大力支持，而1920年代国民党在澳洲的诞生与发展则进一步支持了当时国内的大革命。北伐战争期间，许多澳洲同胞积极捐款，支持广东北伐基地的建设和军备。抗日战争中，澳洲华人同胞积极购买中国的爱国国防公债，以侨青社为代表的华人社团也通过义演等形式募集抗日资金。蔡廷锴将军领导的广东子弟兵十九路军得到了澳洲华人社会的全力支持。显然，从历史上看，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华人社会而言，认同服务澳大利亚与关注支持故土中国的发展，从来是和谐统一的。

（本文作者费晟，任职于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大洋洲研究中心；编辑孔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