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社会有大好处的事情，很可能对社会中某一部分个体有大坏处。如果得不到适当的补偿，这部分人就会竭力阻挠它的发生。
雾霾的问题在性质上是一回事。像禁烟一样，真正难的是利益分配。
人人都知道，吸烟有损健康；但人人也都知道，要禁绝烟草种植、香烟制造和销售，至少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原因在于利益——不仅是烟草行业的利益，还事关政府税收、一大批劳动者的饭碗。即便有许多研究证明，吸烟致病造成的全社会整体经济损失远高于烟草行业的整体经济收益，依然禁绝不了。
我是学理工科出身，因此十分肯定地相信，以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力，对雾霾的成因及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作出定性乃至定量分析，根本不是一件难事。在此基础之上，从科学的层面拿出直接有效的雾霾治理方案，也不应该很难。
与烟草问题不同的是，即便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博弈，烟草企业和政府部门也不会公开向社会宣扬“吸烟无害”的观点。
相反，政府和各类社会机构不断地劝说公众不要吸烟，相关法律不仅不允许媒体公开刊发烟草广告，还会要求烟草企业在其产品包装的醒目位置标明“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语……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共同规范。
遗憾的是，对同样有害的雾霾，我们却没有能够达成一个最起码的共识规范。
比如，我曾看见一位年轻的中国作协委员、著名的“正能量”网红在自己微博上公然说，雾霾问题是那些敌视党和政府的“公知”渲染出来的。按照他的说法，过去人们烧柴火造成的雾霾比现在严重得多，现在实际上是中国环境治理最好的时期。
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党委机关报及其子报子刊上在人们普遍认为雾霾极其严重的时候发表“正面报道”，称中国在治理雾霾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引得举世赞誉云云。
我还看到有些政府部门试图提高雾霾预警标准，从而使得发布大气污染“红色预警”的天数大幅减少。
而那些卫生健康专家在电视荧屏上大言炎炎地介绍“多喝水”“练气功”能够有效抵御雾霾对身体的侵袭之类，想必读者也不陌生。
甚至我还看到过有官办正规网站发表文章，称肆虐中华大地的雾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人为制造出来的，是境外敌对势力意图颠覆我们的“最新武器”……
当然，还有的地方政府试图压制公众对雾霾问题的讨论。
在这里，我要稍稍地表扬一下平素向来十分反感的《环球时报》。它在1月5日的一篇社论中说，“雾霾成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路上的最大烦恼之一”。
尽管这篇文章的主旨延续了这份报纸的一贯立场（为此它有意无意地将雾霾与富裕地区人民的“碳消费”混为一谈），但就连它都承认，“今冬中国北方的雾霾的确很严重。雾霾……应当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意《环球时报》这篇社论中提出的观点——雾霾问题不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彻底解决的，治理雾霾是全社会共同的事情，光责备政府不管用……
然而关键在于，若想要大家都“理性”地面对雾霾问题，各级政府首先要回归常识，再也不应该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鼓励、甚至怂恿一些人发表各种关于雾霾的反科学言论（例如我上面列举的那些）。
如同《环球时报》社论中所说的，民众针对雾霾问题发表一些抱怨乃至嘲讽，虽不是在“严肃地讨论问题”，但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个现代政府不能利用手中的舆论、教育工具向民众灌输反科学的错误观点。
政府可以坦诚地说，全面禁烟一时做不到，但不能因为做不到（或不想做）就故意发动一些人对民众说吸烟其实没什么害处。
事实上，民众并非都是傻瓜，上述明显违反常识的宣传不仅起不到纾解民怨的作用，反而只会加剧民众的反感。
据财新网报道，1月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向国家能源局和环境保护部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燃石油焦火力发电项目在国内的数量、燃石油焦来源、污染监测数据、与雾霾的关联等信息。
此前一天，环保部通报，2016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平均优良天数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京津冀区域PM2.5平均浓度下降尤为明显，平均优良天数上升也尤为明显……
不知道上述两条中哪一条是《环球时报》希望的“严肃讨论”？不过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捂住了嘴巴，或干脆让嘴巴胡言乱语，鼻子还是会吸到雾霾。
不管是对待“严肃”的科学研究，还是对待苦中作乐的戏谑，治理雾霾的第一步应该是将对雾霾问题的讨论拉回常识轨道。这是这么些年来中国的雾霾愈演愈烈的最大教训。(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陈季冰)
